尧文化与中国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(二)

2015-01-15 15:53:42 来源:临汾日报


西周时期,礼的基本功能就是区别等级,重视名分。孔子在此基础上,又将礼与义、敬、忠等观念相联系,认为义是礼的根本,而礼则为实现义的形式,并提出“执事敬”“修己以敬”“行笃敬”,把礼中所含的敬的精神普及于一般生活行为之上,从而使礼的应用范围和适用对象扩展到一般人,由此使礼的性质得以改变,具备了“由封建性格向一般的人生规范发展的性格”,不仅能“贵其身”,而且“能及人”,从而使礼成为人之为人的必要前提,并使人格尊严得以完成。
不仅如此,孔子又提出:“古之为政,爱人为大;所以治爱人,礼为大;所以治礼,敬为大。”有了爱敬之心,无论在家在国,都能循名守礼,从而使本意在于区别的礼得以具有沟通的功能,不同地位的人只要处于同一个礼仪场景中,都能形成一个和谐共存的局面。因此可以说,孔子的礼学说的核心理论内容就是“在差别中求和谐,在和谐中存差别”。如果说,礼的区别功能是西周以来的传统看法的话,孔子则在“别”的基础上提出“和”的理论,肯定差别的目的正在于提倡其间的和谐,这也是孔子礼学说的精髓所在。为此,孔子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“仁”学说。
《论语》中大帅棋牌“仁”的论述不少,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孔子在回答樊迟时说的“爱人”,此后孟子又将其进一步抽象化,说“仁也者人也”,《中庸》也说“仁者人也”,仁的前提,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人,同为一类,所以“爱”才有可能。在这样的类别之中,没有同族异族的区分,也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,凡是人皆有人格,皆须尊重。正是出于这样的态度,孔子才会诅咒那些“始作俑者”,认定他们会“无后”,断子绝孙。同样,他主张礼是“自卑而尊人”的,即便身份卑低如“负贩者”,也“必有尊也”,能够学习、遵守礼仪法度,与富贵者并无不同。所以《雍也》云:“子贡曰: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子曰: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舜其犹病诸?”这里的民、众既不单单是贵族,也不是什么被统治者,而应该是无所限制的所有人。能够造福于所有人,就可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,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。可以说,仁的观念的建立,在孔子而言是确立了其思想的核心,足以统摄一切;就其所处时代而言,则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类精神的正式觉醒,中国从此进入富有创造性的轴心时代。
“爱人”是“仁”的前提,推己及人则是“仁”的实现途径。《颜渊》云:“仲弓问仁。子曰: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《雍也》又回答子贡之问,云: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前后两次回答,一正一反,指出实现仁的途径就是从自己出发,推己及人,自己喜好的要推广到别人,反之,自己厌恶的,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。那么,如何推己及人呢?《学而》记载有若之语: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?”《泰伯》亦云: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。”与自己血缘、亲情最接近的是父母兄弟,如果能对他们做到孝弟,就可以进一步推到君臣上下之间而不会犯上作乱。这样一来,由己及人,由近而远,由孝而忠,由父子而君臣,步步外推,应用的范围也随之增大,但其核心,仍在于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孝弟之上,所以说,孝弟是仁的根本。
在推及的同时,还要对别人心怀尊重,不失礼度,所作所为如同在重大礼仪场合一样认真严肃,绝无苟且。就此而言,仁也同样离不开礼。《颜渊》云:颜渊问仁。子曰:“克己复礼,为仁。
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?”颜渊曰: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只要能够做到约束自己的欲望,不放纵,遵循礼度,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,可见礼是仁的基础,仁非礼不立。同样,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,孔子并没有抹杀远近亲疏的差别,而是据此认为爱有等差,这与墨子主张的人类之爱无差别的兼爱不同,但更加高明而实用。此后孟子又加以发挥,云:“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;于民也,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”亲、仁、爱分别对应亲、民、物三种对象,形成三种不同深度的情感:亲的对象是父母兄弟等血缘之亲,仁的对象则扩大为所有人,不分高低贵贱,爱的对象是人类之外的物。通过礼固有的区别与层次,本质上本无差别的仁,得以充分表现出来。就此而言,孔子的仁是有等差的博爱,与其说有不同层次的礼是隔绝人际的鸿沟,不如说强调“爱人”的仁是连接礼的不同层次之间的桥梁。
在孔子思想中,与仁、礼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“义”,《中庸》云:仁者人也,亲亲为大;义者宜也,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,尊贤之等,礼所生也。
礼的产生有两条途径,一条是基于血缘关系并能推己及人的仁,另一条则是并无血缘关系但以品行才能划分等级的义,或谓之“贤”。在孔子之前,文献中很少出现“贤”字,贤的观念也不是十分重要,而且所谓的选贤举能也大多只发生在贵族内部,很少有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。直到孔子之时,等级之间的界限才被打破,孔子主张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”,提倡“举贤才”,“举尔所知,尔所不知,人其舍诸?”并通过“有教无类”的亲身实践,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。到了战国时代,士人阶层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,愈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干,“尊贤”思想更加普遍地为社会接受。孟子云:“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,则天下之士皆悦,而愿立于其朝矣。”荀子更进一步:“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,不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庶人;虽庶人之子孙,积文学,正身行,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卿相大夫。”以“学而优则仕”取代“血而优则仕”,文学品行成为士人的晋身之阶,这样的主张既与当时社会相适应,也被后世所接受,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究其源头,既在于孔子身体力行的实践,致力于打破贵族文化专制,努力使学术平民化,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,同时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密切相关。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,孔子又加入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,将礼的产生归结为由“亲亲之杀”的仁与“尊贤之等”的义合力而成,前者强调血缘上的差别,后者则强调才能德行的等差;前者为先天具备,后者则是通过教育后天养成;前者虽有层次,但施加于所有人,不区别对象的具体身份,后者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,尽管差别的表现是才行而非原先的血统。这样的结合,是孔子之前从未有过的,也是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垂诸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。 (未完待续)
 
山西师范大学 张焕君

  【责任编辑: 刘静】

责任编辑:

相关阅读

    本文暂无相关文章!